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调查研究方法从传统向现代发展迅速，取得重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学习西方统计方法中出现的偏差

改革开放后，各学科积极向西方学习，这是当时各学科加快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在学习的过程中，部分人对西方调查统计方法趋之若鹜，认为只有西方的方法才是先进、科学的方法。与引进的其他一些理论和方法一样，作为“舶来品”的调查统计方法似乎成了可以炫耀的资本，甚至在一段时期内，学界一度认为只有通过抽取样本、回收问卷等方式收集资料、建立模型、进行统计分析的研究，才能被认定是科学研究。传统意义上进行实地调查、定性分析的方法，被定义为落后的非科学研究的代表。当数字被认为比文字科学、定量分析被认为比定性分析更加专业时，片面追求所谓“大样本、长问卷和多数据”成为时尚。这也导致大量的调查研究看起来“规范”，实则空洞无物，基本上停留在“初步了解状况”的阶段。

二、脱离群众和远离现实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部分党政机关和社会科学界在调查研究中还存在着脱离群众和远离现实的不正之风，“严重影响决策的科学性，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有的调研走过场，只看‘盆景式’典型，满足于听听、转转、看看，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在学界，一些人大搞书本调查、数字游戏，不深入实际，对中国国情缺乏基本的认识。改革开放初期，政府统计在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等领域实行的还是全面统计报表制度，统计报表采用自下而上逐层汇报的方式，不少单位事实上是通过预计或估算得到的报表数据，然后以此层层上报，每个层级的调整都导致数据与现实之间的偏差越来越大。

三、调查与研究割裂的问题

调查的目的本是为研究服务，不少学者片面追求“以事实和数据说话”，把调查研究等同于搜集材料，仅局限于对客观事物进行详尽的描述，却不作深入分析，宣称调查“好像矿工把山间一块一块的矿石开出来送给化验师们去化炼，由他们随便炼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这种将“开矿”与“化炼矿石”分两步走的调查研究，资料搜集得十分详尽，写成的调研报告看起来也很全面很专业。然而，实则是罗列一大堆数据和案例，轻重不分，浮于表面，往往是有事实无道理。

四、片面追求所谓“价值中立”的问题

受西方“价值中立”原则的影响，一些研究者要求在调查研究之前在思想上保持空白，不带立场和感情地进行调查。而这种所谓“价值中立”实质上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漠视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同时也压抑了调查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导致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拉开了距离，双方沟通困难。还有一些学者为了刻意减少意识形态方面的风险，专注于对具体社会问题尤其是细枝末节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有意识地回避对改革开放重大问题的探讨和争论，由此也进一步降低了调查研究的实践意义，调研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也越来越小。

五、缺乏明确的方法论指导问题

在一些调查研究者看来，把用问卷调查得来的数据搜集上来，用计算机进行统计分析，就是科学方法。而本应该作为调查研究指导思想的辩证唯物法，却被一些研究者故意排斥或在实际中束之高阁。由于缺乏明确的方法论的指导，导致一些研究的目的模糊，或者为理论而理论，或者为数据而搜集数据。一些人崇尚技术，宣称放弃任何主义指导，实则是将社会达尔文主义、结构功能主义、逻辑形式主义等社会学的主观主义作为其思想指南，从而窒息了先进的方法和便捷的技术。因此，严格来说，在唯心主义的框架中，无论方法和技术多么先进都难以构成一个科学体系。

（作者分别系法学博士，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亚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