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初，红一方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从敌军手里缴获了一部半电台（一台完整电台和一台收报机）和部分通信设备，一批国民党无线电技术人员被俘后也参加了红军。1931年1月中旬，红一方面军总部在此基础上，在江西赣州宁都小布龚家祠组建了中央苏区的第一支无线电通信队伍——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通信队，揭开了红军无线电事业的序幕。
1931年3月，红一方面军总部移驻宁都青塘。不久，中共中央从上海派来的伍云甫、涂作潮和曾三等无线电技术人员到达中央苏区，大大增强了无线电队的技术力量。同年6月，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建宁成立了无线电总队，王诤任总队长，伍云甫任政委，下辖4个分队，红军无线电总队行政上仍属红一方面军总部领导。
1931年9月底，红军无线电总队随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从前线迁驻瑞金叶坪，此后在谢氏民房内办公。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以后，红军无线电总队归中革军委总参谋部领导，仍由王诤任总队长，伍云甫任政治委员，下设5个分队。
无线电通信的普遍建立与迅速发展，使无线电通信成为党中央、中革军委的重要通信手段，在保障军事作战和政治斗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建立中共中央无线电指挥网，保障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对苏区的战略指挥和中央红军数次反“围剿”的通信联络。1931年6月2日，红军无线电总队刚刚在福建建宁成立，就沟通了驻江西兴国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电台的密码联络，这是红军通信史上的第一次密码通报，实现了前后方之间的密码通信。从第三次反“围剿”开始，红一方面军就能用无线电通信这一手段，灵活调动部队。1932年11月后，红军又在红六军团建立了无线电通信，沟通了与中革军委的无线电联络，保证了红二、六军团打破敌人“围剿”的通信联络。此后，红四方面军也沟通了与中革军委的无线电通信。
在中革军委领导下，开展技术侦察，截获国民党作战情报，为红军反“围剿”提供决策依据。1931年5月，红军通过电台侦听到江西富田敌二十八师公秉藩电台同敌驻吉安留守处电台之间的通报和明码谈话，知悉了准确、详细的军事情报，在江西富田白云山出其不意地对国民党进行袭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打破了第二次“围剿”。1931年9月，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红三军军部电台截收到一份何应钦发给各路国民党“围剿”军的一份长达324字的“十万火急”“壮密”，立即译出电文交与军长黄公略阅后呈送红军总部。这份电报暴露了敌人“分进合击”的战略企图和各路兵力部署。毛泽东、朱德根据敌情，采用“先打弱敌”的作战方针，粉碎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第三次“围剿”。
负责抄收中外电讯，为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提供决策信息。红军无线电队从成立起，就利用一部半电台抄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和外国通讯社播发的电讯稿，供方面军领导参阅，使之及时了解国内外形势。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红军电台为大会播发新闻，并在大会召开当天，对外宣告了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消息。此外，设专台抄收国内外新闻，然后油印出《每日电讯》（后改为《参考消息》）发给与会代表参阅。他们还将新闻稿件提供给《红色中华》报等苏区报刊转载利用。同时，还以“CSR”（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无线电台的英文缩写）的呼号，对外播发大会盛况和决议文件，以及根据地反“围剿”作战胜利的消息，在扩大宣传、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后来，红军无线电总队在此基础上组建了红色中华新闻台，行政上归中革军委无线电总队管辖，业务上归红色中华通讯社领导。
1933年4月，红军无线电总队随中央政府迁驻沙洲坝，并成立红军无线电总局。1934年1月，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第四局（通信联络局）在瑞金组建，无线电总队划归该局领导，王诤任局长兼任红军无线电总队总队长，伍云甫任副局长兼无线电总队政治委员。7月又迁至瑞金云石山。到1934年10月长征前夕，中央苏区一共发展到有17部电台。中央红军出发长征时，共有14部电台随军转移，留下3部电台给中央军区、赣南军区和江西军区使用。1935年春因游击斗争失败，这3部电台全部遭破坏。
（文章节选自图书《共和国摇篮——中央国家机关在瑞金》，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9月版）
